科举取士，是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选拔官员的主渠道，也是义乌历代举子终生追逐的梦想。在唐天宝三年（744年），楼颖以国子生登进士第，成为义乌历史上第一个进士，至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宣布废罢科举考试的1300多年时间内，义乌历代登进士共203人（其中文科进士179人、武科进士24人）。其中在宋朝，义乌还出了一个状元王龙泽、一个榜眼朱质。

 

　　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。历来考试都是普通人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、实现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。宋室南渡后，大量北方士族涌入义乌，带来了北方中原地区先进文化，也推动了义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，使义乌应试科举的人数剧增，录取率迅速提高。在宋朝，义乌有132人登进士，让众多历经了寒窗苦读后的学子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，而从义乌古代“官村”的形成、从义乌四大传统村落的人才聚集现象和效应分析，则在明清时期表现得最为凸显。明朝对恢复科举制定有一套成型的法规，“科举之外无出路，科举之外无人才”，即使出身贫寒，只要在科举中能考中，就可以走上仕途，实现阶级跨越。于是，全国上下的读书人都以科举为最佳出路，像虞守愚、吴百朋等都是从此走上神圣殿堂的。

 

　　探究一个村庄为何能走出如此众多的能人志士？除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因素，良好文化基因的传承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着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。所谓的耕读传家，就是一边勤劳耕作，一边勤奋向学，如在当今义乌许多宗祠的门楼上，都刻有“耕读传家”四个大字，先贤们既以此律己，也是对子孙后代的一种警醒与激励。

 

　　古人云：“事稼穑，丰五谷，养家口，立性命，乃以为‘耕’；知诗书，达礼义，立高德，养身性，乃以为‘读’。”耕读传家，既是一个家族的价值观念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，它将教会全家族子孙如何做人、如何谋生。这是家族传承之基石。

 

 

　　一个宗族之所以成为宗族，是因为这个宗族有其共同尊奉的祖先，有其共有的文化认同，比如家风、家训，家规、族规等。好家风，即一个家庭和家族在世代传承中形成的一种良好道德操守、处世原则、为人之道、精神风貌和行为风尚等，它有着鲜明的家族特征。

 

　　好家风的形成，需要一代或几代人的共同努力。宗族内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，主动承担了行为规范兼教习礼俗的职责，在教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并潜移默化地对他的宗族成员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。当然，这种宗族教育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，比如通过纂修宗谱、建立家规、组织族训来教育宗族成员，或在族谱中选取楷模进行示范，使宗族成员明确自身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。

 

　　“夫家有谱、州有志、国有史，其义一也”。家谱记录了一个家族的人口、世系、血统、迁徙、事迹等重要信息，包括许多教育史资料，如祖训家规、劝学措施、教育方法等内容，而在家谱中所记录的诸多治家教子名言警句，则是族人的治家良策，也是激励族人提升人格、修炼品德、立志成事的生动教材。在大元吴氏裔孙发族后，形成了大元、椒山等六个支系，其中在《椒山吴氏宗谱》中写有这样的家训警示：“耕读二字，人家不可缺。古云：‘有田不耕仓廪虚，有书不教子孙愚；仓廪虚兮岁月乏，子孙愚兮礼仪疏。’以此言之，是耕读二字，其司缺乎然，父母固当知所以教，而弟子尤当知所以学。苟或教而不严，学而不勤，徒有虚名，则亦无益于事矣。”

 

　　良好的家风家训，为人才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，这是对后代的一种鞭策，也承载了祖辈对后代的希望。金涓隐居于蜀墅塘边的青村后，吟咏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在《义乌金氏宗谱》中就载有这样的家训：“凡子弟须当训诲，毋容放荡。如资质可进者，延名师教以经业，熏陶涵养，以期成材。其有家贫不堪者，亲房量力资补，或不通经者，随材造就。”“凡子弟士农工商，各勤其业。毋得嗜酒贪淫博弈好闲，废时失事，老大无成。父兄时加戒谕，如违族尊警治。”

 

　　增强一个家族凝聚力的途径有多种，其中编修家谱是增强家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。以朝议大夫致仕的虞复，“以病告谢，休老东岩。桑榆已晚，虑夫家牒废，则昭穆且素，亲疏或规”，在晚年开始纂修《华溪虞氏宗谱》，并请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作序。虞复道出了本次修宗谱的意义：“上以原其所自出，下将俾后人知本于一，敦宗族而崇礼义也”。待宗谱修成后，在宋开庆元年（1259年）春二月，虞复在《华溪虞氏宗谱序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凡吾族之子子孙孙，当率礼由义，以厚同气。盖礼义兴，则宗族睦；宗族睦，则虽是袒免以至于亲，竭将继继绳绳。虽百世而后，亦秩然伦理之正，权然恩义之笃矣。”

 

　　明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，南京刑部右侍郎虞守愚致仕还乡。虽已至耄耋之年，但他“尚攻读孜孜不倦，非六经礼义之语不言”，以此言传身教，教诲子孙以忠厚方正之道，并警示子孙“做人切勿攀附权贵，不然，有冰山倾颓之危”。他在《重修华溪虞氏宗谱序》中写道：“等而上之，则尊尊之义隆；顺而下之，则亲亲之仁笃；旁而及之，则睦友子爱之恩洽生焉。联疏萃涣，死焉追远反始，其立人纪以渴人道者，岂能外乎此哉。况天理民彝，万古不磨，礼教既兴，则善行日积，不惟远祸，且福至矣，尚何家不永保乎。”

 

　　从义乌不少家族的宗谱里都可以看到，其中所载的家规家训大多以“勤”字为本，教导子孙后代要以“勤”立业、勉力持家。纵观义乌四大传统村落千百年来人才辈出、冠裳不绝的背后，都不外乎重教修德家风正。他们的好家风，无一例外都是注重对家人子女道德素养、文化教养、处事能力与家国情怀的培养。

 

　　好家风的孕育，首重立身与处世。在清初的治河名臣朱之锡看来，无论是做人，还是读书治学，都要做到“不冒、不弃、不讳”。他在《国朝宫保梅麓公溪西谱序》中写道：“吾婺素称小邹鲁，宗法特严，不敢冒也，不敢弃也，不敢讳也！总之不离一本者近是。”同时，朱之锡还提到了修宗谱的重要性：“宗谱虽一家事也……推则探本穷源，发微阐幽，务必求于至真，而不使之杂出……禀先民之直道是循，而不致一本紊遗，以信吾婺郡宗法之严焉已尔。如曰显宗也而冒之，弱宗也而弃之，继宗也而讳之，是自诬兼以诬人也。”这也正是读书治学的精髓。

 

　　常言道：“富不过三代。”但文化却可以传承千年，只有家规家训才是可以传之百世的真正财富。北宋大儒张载的“横渠四句”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一心为国为天下、忧国忧民的古人，他们的心里装着黎民苍生，这样的贤者，在义乌的历史长河中并不鲜见。

 

　　对于义乌传统风俗和文化的传承，虞国镇在《崇祯义乌县志》序中写道：“允笃果贞、急公赴义、乐易于善，复为他郡望焉。”“盖为政者，齐民必以义，道民必以礼。欲义先惠，欲礼先立。既立既惠，政事用备，小大有章，乃绩可纪。考往训今，式昭民度。若乃堇堇簿书者，岂暇游神于言文行远哉？”义乌文化传统之根深蒂固由此可见一斑。

 

 

　　义乌自古崇礼重义，“英贤之盛，代不胜数，皆能质有文武，彪炳一时”。好家风就如沃土，可以让生命得到滋养，育得枝繁叶茂。但“耕读”教育又是一个系统工程，需要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付出和配合，要制定族规家训，举宗族之力，才能把“耕”与“读”的传统文化得以赓续，让先祖遗风得以传承。

 

　　古代的大家族都置办有族田，家族的绝大多数人，平时是一边种地一边读书。因家族的后辈队伍比较庞大，假如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出了一个擅长读书的人，那这个家族就会全力来培养他，让他好好学习，或走上仕途做官，或在某些领域取得成就。待他有了成就，反过来又可以庇护家族。于是这个家族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，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培养出优秀人才。旧时的义乌，优学褒奖，助学成风。

 

　　华溪虞氏“家范”规定：“子弟自八岁入小学，十二岁出就外傅，十六岁入大学，聘明师训饬，必以孝忠信为主，期底于道。若年至二十，学业无就者，令习治家理财，向学有进者不拘。”为此，在虞氏宗族内还实施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资助、鼓励、奖掖后学仕进的措施，如在宗族公常祀产中单列有“贤田”一项，用于奖励进学及中科第者。

 

　　同时，虞氏宗族还通过修建或改善多种教育设施来支持教育，利用集会和祭祀活动进行教育，资助外出求学的族人兴学重学。据虞棠撰的《乐寿堂创立贤产记》中所记：乐寿堂自乐寿翁创始，子孙多历宦途，或以武科捷，或以选拔膺，门闾光大。至道光时，族中为丕振家声，议定由各公常出资割田、置立贤产，凡嗣有文武入泮者，皆予以奖赏鼓励，贤产岁租还供延聘老师或奖赏之类资用。

 

　　为方便族中子弟参加金华郡城府院的岁考，在清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，虞氏由公常出资在金华城内建造了试寓，名“华溪别墅”。清嘉庆二年（1797年），族中虞邦瀚出资买下华溪别墅，在重建后进一步扩大了规模。别墅平时供租赁，逢岁考时则免费提供给族中子弟备考居住。其中还专门制定了《华溪别墅条规》，指出：“建造是寓原为与考各人清静读书起见，亦以同宗萃处，明一家敦睦之谊。凡在寓者，均宜长幼秩如，互相砥砺，以图上进，以振家声，凛之慎之。”

 

　　不仅如此，华溪虞氏还置以田产，捐给府县书院，鼓励向学。据《丽正绣湖两书院收支征信录》记载：“邑之十都普济寺地方，有郡城崇正书院田一百五十亩，计租六十石，地与山场三百亩，庄屋二所，系前明邑绅虞参政（即虞德烨）所捐，载金华府县各志。”华溪虞氏捐给“丽正书院”的学产，后均分成两份分给了绣湖、丽正两所书院。学产主要用于贫困生赈给之用，以及补贴学院开支等。

 

　　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如果说成德养性是家风的核心，那么读书明理就是立身的关键。古人寒窗苦读数十载，只为考取功名，求得一官半职。但是，古代科举制度的录取率相当低，一个地方几十年直至上百年能出一位历史名人已是全村的荣耀。但在义乌的这些村落，在长达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能走出这么多的历史名人，积淀了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蕴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度重视教育。宗族对耕读教育的重视，极大地促进了各地人才的普遍兴起，也为我们当今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借鉴经验。

 

 

　　读书，是一个人实现梦想的开始。

 

　　义乌历史上的许多地方官员非常重视教育，他们崇学校、养人才、誉乡贤。在义乌民间尤其重视教育，人可以穷，可以寒酸，但是不能吝啬教育，为此在家族内还多以族产专置贤田，资助子弟就学。而士风尤其重视名节，出仕则为国尽忠，刚毅勇为；居乡则怀民吾同胞之念，造福桑梓；为学则文以载道，以世致用。正是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重视，这种对教育刻进骨子里的认知，极大地促进了义乌地方人才的普遍兴起，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博学之士与杰出人才。

 

　　古人又去哪儿上学？古时的义乌主要通过五种办学方式（即学塾、县学、书院、社学和学堂）兴办教育，培养人才。县学亦名儒学，是培养生员进取功名的官办县级学校，以传播儒家思想为主，主要为科举服务。县学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学田地租，清初名臣朱之锡曾助学田十亩。在《崇祯义乌县志》中写道：“夫国于天地，必首建学校，以为是贤士之关而教化之所从出也。故闻钟鼓者，兴岂弟（同‘恺悌’）作人之思；咏在泮者，起从公于迈之想。”

 

　　义乌古代之书院（又称精舍、书舍等）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，它萌芽于唐，兴盛于宋，对古代文化教育、人才培养及学术思想的形成和传播产生过重大影响。两宋时期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全面进步，义乌的教育进入了繁荣期，书院建设蔚然成风，讲学与求学之风盛行，社会文化面貌一新。如在南宋，义乌就建有东岩书舍、滴珠书院、讲岩书院、石门书院等。

 

　　书院教育与县学教育并行不悖，且书院教育尤其显得活跃，也极为灵活，可谓群贤毕至、少长咸集。到了明清时期，书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，甚至盛极一时，其中在明代有杜门书院、釜山书院、齐山精舍、钟山书院、纯吾书院、葛仙书院、石楼书院、绣湖书院等，清代有紫阳书院、漱芳书院、延陵书院、伯寅书院等。这些分散在义乌各地的书院，不仅促进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更为奉行“耕读传家”的义乌子弟跨越阶层、跻身庙堂实力助推，培养了许多义乌历史上重要的名士。

 

　　书院大多选址于远离城镇、环境幽静之处。华溪虞氏子孙登“龙门”者众多，在他们功成名就后，就想到回馈家乡，在村里办起了私塾蒙馆、书院社学等。为便于子孙潜心研读，族中先贤在华溪周边开发了竺阳洞（即祝公岩）等，建起了书院、书舍供子弟上学。如今在竺阳洞的洞口岩壁上，还留有明万历年间由义乌知县周士英题写的“云山石室”、竺阳洞主虞国奇（官授明直文华殿中书舍人）所书的“漱石枕流”等，在洞口则立有周士英题写的《竺阳洞记》、虞德烨（明隆庆辛未科进士、云南参政）题写的《祝公岩记》等古碑。周士英在《竺阳洞记》的最后写道：“夫虞君方退隐东郭，缅怀林薮，而从孙司仪子又萃止良朋，讲业聚乐其中。昔人所称丘壑夔龙，衣冠巢许者，盖谓是乎。”而周士英在文中所指的“虞君”“从孙司仪”便是“参政虞君，名德烨”“从孙司仪，名国奇。”

 

　　南宋宝庆年间，虞复因上表进“爱养根本之说”，有忤权臣史嵩之意，“有旨降都郎官……奉祠归退，居东岩十又五年”。在县东三十五里华溪滴水岩下建起了滴珠书院，教授学生熟读“四书”“五经”。对此在光绪《华溪虞氏宗谱》的古迹部分中有记：“院在滴水岩下，四时流注，不绝听之，若鼓其间。有东岩书屋，又名滴珠书院。先吏部远斋公复，致仕归卧廿年，著书于此。”书院与清流相傍，山与水相依，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，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“天人合一”之意境。

 

　　华溪除了虞复所建的滴珠书院，还有虞守随的钟山书院、虞守愚的东崖书舍、虞怀忠的纯吾书院等。钟山书院地处县东三十里华溪鲍寺，隐于山坳。虞守随因父亲亡故，建房于其父墓侧守孝，墓处之庐即为钟山书院，“因丁父忧，而庐于墓，弟子远至，环墓而处，诲训谆切，不异诸生。”

 

　　明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虞怀忠中进士，历官江西道监察御史，因正直严明，不惧权责，后得罪宰相张居正而解官。虞怀忠归里数年，无意仕途，于是在华溪郑山头创建了“纯吾书院”，讲经授徒。在光绪《华溪虞氏宗谱》的古迹部分有记：“址在族北三里许秦一头。先侍御怀忠公创建，今院规已废……其坊表尚依然耸立。匾刻‘纯吾书院’四大字，旁列‘万历辛巳（1581年）十月 江西道监察御史虞怀忠立’细字。坊背又有‘双槐’两大字，旁细字如前。溯建院岁时至今嘉庆癸酉（1813年），历年二百二十有三。”

 

　　在义乌善出名士学人的村落，往往社会教化的功能发挥得特别好。明洪武己卯年（1399年），陇头朱村举人朱肇致仕归里后，就创办了梅陇书院。朱之锡在《明故礼部儒士化宇丁公行状》一文中，也提到了自己在陇头朱读书时的“虬吟山房”：“岁戊寅，余与丁君天申同篝灯于虬吟山房”。

 

　　在如今陇头朱村“敦厚堂”门前，悬挂有“儒林师范”的匾额，这是万历皇帝对梅陇子孙朱时雍的封诰：“学古有获，敦行在躬，历典师儒，功成模范”。从朱时雍，经朱懋芳和朱懋艿，到朱宅丰，他们都在“敦厚堂”开设书院。其中，在朱宅丰门下就读的有两人荣登进士，多人中举人。

 

 

　　私塾又称学塾，千百年来绵延不断。其课堂大多设在自家厅堂或借用、租用他人房屋或寺庙、祠堂等公共场所，在数量上比官学、书院多，分布广，办学形式灵活、简便，按其设置可分为家塾、族塾、村塾、学馆、义塾（义学）等。

 

　　义乌私塾发端早、数量多，举不胜举。自南宋及明清时期，义乌各地都有一些书香世家，往往相传几代不衰。明崇祯年间，华溪里人虞奕艺隐居武岩，课子授徒，学者从之。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虞氏上房创办“武岩学堂”（私塾），设址旧厅。同年，虞氏中房创办“华水学堂”（私塾），设址五世祠。

 

　　古代的先生是先教学生做人的道理，让学生从小胸怀大志——实现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政治理想，再就是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这种思想看似带有封建腐朽观念，实则反映出古人在学生时代就已胸怀大志。

 

　　倪仁吉是一位诗人、画家、刺绣大师，名列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，给后人留下了300多首诗歌。她在17岁时从浦江通化（今兰溪市倪大村）嫁给了吴百朋的曾孙吴之艺，在她20岁时丈夫不幸病逝，婚后尚无子嗣。吴之艺的三个兄长分别把各自的次子吴云将、吴云亭和吴云津过继给了她。为此，倪仁吉在吴家的仰止堂办起家庭书院，亲自授课，教孩子们读书识字，学琴画画。讲课时，她因材施教，常引用吴百朋的平寇事例，让孩子们敬畏祖上，学习祖上的非凡气节。据清嘉庆《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抚教为后，三子云将（康熙十四年岁贡，候选训导）、云亭皆食饩，云津声高黉序”，誉满乡梓。倪仁吉课子有方，深得吴家上下的信任。

 

　　古时的义乌，还有一些学有所成但仕途坎坷的士人，如知名学者和诗人金涓等，因为家国观念而不愿意入仕，他们以教授学问为事业，以文化传承为己任，隐居乡里，聚众授徒，在传道授业、笔耕不辍中绽放自我，留名青史。

 

　　义乌素有“文化之乡”和“小邹鲁”的美称，自古重视文教，各种形式多样的教学场所，一切的一切都附着上了思想的灵魂，不但“写在石头上”，也写在历史的卷轴中，写在人们的心坎里。（龚献明）